國家層面的屈辱敘事，是將國家構建為受害者、將外國構建為加害者的社會故事。 政治精英唯有在共享國家認同且能將屈辱事件歸咎於政治對手、同時讓自身脫離責任時，才會推廣屈辱敘事 ；此外，當精英希望動員民眾為國防作出實質犧牲時，更傾向調動屈辱敘事。 敘事的成功共鳴取決於「暴露因素」（政府壓制程度低、媒體與制度網絡密度高）與「接受因素」（國家認同顯著性高於內部階級或種族分歧、民眾滿足基本生存需求）。 屈辱作為一種趨近情緒，會顯著降低個體對衝突代價的敏感度，並透過社群網絡的群體情緒傳染快速擴散，推動鷹派外交政策。 毛時代「階級標籤」形成嚴重的內部社會撕裂，國家認同被極端的階級鬥爭掩蓋；1979年中共廢除階級標籤後，國家認同成為最顯著的超凝集認同 此外，在生存需求未滿足時（如三年大飢荒），民眾無暇關注符號性議題；隨著經濟快速成長與溫飽解決，都市中產階級與青年成為最易被國恥敘事動員的群體，民調顯示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高度認同「百年國恥」歷史。